03．美国布朗大律师来华核查文件

美国布朗大律师来华核查文件       　　布朗律师是美国人，是知名度比较高的律师，他来中国查案，说明他对此案很有信心。他是在美国反复查阅研究数个月后才决定代理此案的。布朗律师于1997年7月来到中国，先到沈阳，辽宁省侨联卢育波主席接待了他，辽宁省经贸厅张邵英先生为其当的翻译。在武汉时住蓝天宾馆，并在那里查看了文件，进行了证据拍照。经过在中国10天的考察，他认为是真实的。 　　布朗律师回美国后，开始与美国花旗银行纽约总行联系，先联系了总裁，总裁便指派副总裁与布朗联系。这位副总裁也是著名律师，在花旗银行纽约总行担任法律顾问。当布朗律师与这位副总裁联系后，副总裁表示让布朗传真过去一些文件，给他一个星期的查询时间，定于1997年11月5日早九点在纽约总部见面会谈，地点在曼哈顿53大街399号，那天是星期三。我和布朗律师乘晚上洛杉矶至纽约航班，早六点到纽约机场。事先按排一位中国在纽约的留学生去机场接机，并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留学生是沈阳人。 　　我们提前30分钟来到了位于曼哈顿53大街399号的花旗银行总部。我们先到卫生间简单整理一番，然后通过两道门卫，到达了二楼的副总裁会客室。9点整会谈准时开始。 　　我和布朗律师和翻译坐一侧，花旗银行副总裁坐一侧。首先相互递了名片，副总裁的英文名字是Kenneth s Cohen 。花旗银行副总裁先拿出布朗律师的传真件说“暂时没有查到记录。”我马上说：“今天别谈传真件了，那些由于多次传真，不是很清楚了，我带来了您们发的原始存款凭证。你看这些说明了什么。”然后我拿出9张存款原始凭证。花旗银行副总裁显然对我带去的原始凭证没有思想准备。他先问凭证上的女头像是谁，我回答是存款人金娣，他又问是否还活着，我说：“还在”。他又问凭证上另一个男头像是谁，我说：“英文翻译过来是花旗总裁。” 他说：“那是我们哪个总裁？”我说：“今天我来问您，他是你们哪个总裁”。他感到失言，连声说：“应该问我，应该问我，其实我也不知道，那都是我们爷爷辈干的事。” 然后他问我能不能留下凭证的复印件，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照片、复印件交给他。他对照一下，让我把原始凭证收起来。花旗银行副总裁转向布朗律师，问他有什么看法，布朗回答说：“我认为是真实的，我去过中国。”然后他拿出在中国的照片拿给他看，并一一解释，副总裁显然无话可说，频频点头，并要求留下一部分照片，说作研究之用。 　　我和布朗律师与副总裁谈话之后，副总裁对布朗律师说：“您跟邵先生说，我争取三个月结案，回去先等一下。” 我为了弄明白“三个月结案”的含义，也是要让去的人都记牢，故意反复问了多次相关问题： 　　我问：“三个月结案是什么意思，是三个月后才告诉我有没有这个案子，还是三个月给钱的意思？” 副总裁肯定地回答说：“其实第一个问题不用问了，如果没有这个案子，今天我不会接待您。给你们写个传真就完了。三个月我争取给你们结案。” 　　我又问：“三个月结案是不是给钱的意思？” 副总裁说：“也可以这样说。” 　　我又问“这文件上注明凭票即付，又是存款，不是欠帐，为什么一定三个月才给钱呢？应该马上付给我才对。 ”副总裁回答说：“其实三个月时间是很短的。你五十七年都不着急（1941年-1997年近 57年），三个月等不了啦。”（他有点半开玩笑的意思），然后他耐心地解释，三个月的原因：“美国花旗银行三次更名，三次更换股东，这笔钱当时怎么处理的，要核对很多记录。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根据1959年美国通过的法律，这些钱应该在国家财产局，我们得要回来才能给您。”随后我还想争取一下，布朗律师制止了我，说剩下的问题他来协调。我们与副总裁谈话90分钟，我们下楼时，布朗律师让我在楼下等一下，他与副总裁回到二楼会客室，又谈了约20分钟，之后我们一同到门外餐厅吃早餐，我一边吃饭一边问布朗律师：“怎么样，能不能提前？” 布朗说：能不能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能，什么条件？”“他（指花旗副总裁）准备帮忙把钱拿出来。能不能给他200万美元回扣？”我说：“可以。” 布朗问“您怎样保证？”我说“写在您律师费里，由您给他。”布朗说：“OK！二个月就能解决。”这是我们这天谈话的主要内容。之后我在纽约呆了两天回到洛杉矶，布朗当天就回到洛杉矶。这时布朗律师与我心中都觉得大事已定，静听佳音。 　　事后由于我们在律师费问题上发生争执，一个台湾律师利用我们的矛盾争办此案，使我们的合作被迫中止，也使美国花旗银行副总裁在以下的工作中不配合。 　　不过布朗律师根据美国法律给美国花旗银行总行写出“扣押令”，要求花旗银行在付2.5亿美元存款时，给布朗扣下900万美元，作为他工作一段时间的律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