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贵州省省长、国民党上将周西成将军简史
本站介绍了美国花旗银行在中国的掠夺历史，周西成金娣存款被赖帐是花旗银行掠夺中国人财产的突出一案，许多的案件当事人都对周西成及其贵州桐梓系的历史情况表现出浓厚兴趣。为了解除社会各界对周西成巨款来源和死活之谜，实事求是写出周西成的简史，使读者了解一个真实的周西成，善莫大矣。
本站所写周西成简单历史是根据《民国将帅列传》、贵州省部分文史资料和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文史资料整理.。还有些文史资料是西南军阀研究会所著，主要是从《试论周西成及其对贵州的统治》和《贵州军阀经营鸦片的方式和赢利》等文史资料中整理出来，翔实可靠，有极珍贵的参考价值。
四川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军阀研究会1983年出版的西南军阀研究丛书中《试论周西成及其对贵州的统治》一文明确指出：“辛亥革命以后二十四年间，贵州处于地方军阀统治时期。这之间，自兴义系军阀统治一十四年后，1926年至1935年又为桐梓系军阀集团垄断贵州军政大权十年。在桐梓系军阀集团中，周西成既是最强有力的铁腕人物，又是这个军阀集团的开山鼻祖。”……“由于周西成是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鼻祖，后来的继任者毛光翔、王家烈等人又都是他的部下，对他推崇备至。蒋介石虽然与周西成有许多矛盾，但在他死后，为了笼络桐梓系上层人物，也对周西成大加吹捧。由于这些原因，许多关于周西成的记载，往往距离当时的真实甚远，即使源于当时的某些传说与议论，也有着明显被官方修饰和加工的痕迹。”
所以，周西成将军的历史被蒙上了种种传奇的色彩，许多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谜。但是，随着人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谜底终将逐步被揭开。
1、从士兵到将军
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记载：“周西成（1893——1929），号世杰，又号世斌。陆军上将。在辛亥革命后西南军阀的混战中，从一个士兵逐步升迁至团长、旅长、贵州军务会办、国民革命军二十五军军长、第六、九路军总指挥兼贵州省主席。1929年，在与龙云和李燊的战斗中身亡。”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西南军阀研究丛书》中记载：“周西成，名世杰，号世斌，别号天保山人。西成乃其字，因以字行，人多以周西成称之。公元一八九三年（清光绪十九年）农历二月二十五日生于贵州桐梓县黑神庙。世居桐梓，以农为生，家境颇宽裕，为乡间较有势力的人家。周西成是周廷燊的长子，自幼养成厌文好武的习性，并逐步滋生出从事政治角逐的权势欲。”
“周西成十八岁时，进入其姑父熊兆等所办的桐梓县公立明德两级小学校，‘然又不肯就学’，毕业后即与其表弟毛光翔（亦其妹夫）相约从军。一九一一年，贵州辛亥革命以后，周西成又转入革命军中，在都督杨荩诚卫队部任副目。……一九一三年，他通过活动，乃以少尉资格保举肄业入贵州讲武学堂，同时加入国民党。……一九一六年，护国战争爆发，周西成以连长身份在戴戡率领下出师四川。……一九二0年，周西成被擢升为黔军第一混成旅十团二营营长。”
“周西成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从投军起，他便十分注意抓住一切可乘之机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武装力量。就在升任营长不久，他便利用同乡、同学或亲属等关系，分别委任毛光翔、刘楷森、江国璠、王家烈等人为连长。这样，便在他身边聚集了一群亲信，而这些人后来几乎都成了桐梓系军阀集团的骨干分子。”
“一九二一年七月，孙中山先生命黔军援桂，周西成营亦开赴柳州，归属第一混成旅。不久该旅内部意见发生分歧，旅长离职。周西成乘机以全旅伙饷无着逼走参谋长，随即将第一混成旅控制在手，自称旅长，并将毛光翔擢升团长，王家烈、江国璠、犹国财等皆委以营长之职。”
“一九二二年四月，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北伐，命石青阳在四川组织讨逆军。周西成率队入川，投靠石青阳，受委为四川讨贼军第三混成旅长，并‘由石青阳、王叔度介绍全部官佐加入中华革命党（即中国国民党）’。在此期间，又收编了四川军阀杨森的一部分军队，得步枪一千多枝，实力更大为增强。”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自号‘靖黔军’，杀回黔北。后来杀巨匪罗成三，收编罗成三的两团人马，进一步扩充了实力。”
“同年，周西成被石青阳委为川东边防第二师师长。”“周西成利用四川军阀混战的机会，三次攻占重庆南岸的军事要地黄桷垭。”“因而在四川军阀中声名突起。一九二三年九月，改委周西成为四川讨贼军第三师师长。”
“川战结束以后，贵州省主席袁祖铭曾派人对周西成进行笼络。周西成虽然拥有黔北、黔西北地区，但对兵多势大的袁祖铭始终心存恐惧，不敢长期结怨与他，同时又想借助他的支持来帮助自己夺取贵州军政大权。所以，当袁祖铭委托赖心辉向周致意的时候，周西成不但满口答应，而且对过去的种种磨擦‘慨然自承其咎’，还与袁祖铭结为儿女亲家，博得了袁祖铭的信任和器重。因此，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滇军退出贵州后，袁祖铭遂通过北洋政府委任彭汉章为贵州省长，周西成为贵州军务会办。后因彭汉章未如袁所望，袁又在一九二六年一月明令委任周西成为贵州省长，……”这样，周西成终于爬上了贵州省长的宝座。后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军长并第九路军总指挥，陆军上将，周西成将贵州军政大权夺到自己手中。桐梓系军阀集团在贵州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2、以封建家法式道德观维系桐梓系军阀集团
《西南军阀研究丛刊》之《贵州军阀的后期统治与桐梓系集团的内部纷争》一文中说：“在西南地区的大小军阀当中，贵州桐梓系军阀集团的封建色彩最为浓厚。”周西成的崛起与其他人迥然不同。“他既不像兴义系军阀头子刘显世那样出身于富甲乡里的豪门；又不像云南唐继尧、四川刘存厚等人，早年参加过同盟会，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捞取了一笔政治资本；更不如广西的陆荣廷早在清朝便身任军职，手中一直握有兵权。他是辛亥革命后‘武人争雄’的混乱局面中，巧妙地施展投机钻营伎俩，从一名巡防营哨官逐级上爬，崛起于军阀行列中的。对于刚进入讲武学堂便‘其志不在小’的周西成来说，内既无可供调遣的军队，外又无可仰仗的势力，要实现个人的政治野心，自然不能不在网罗亲信、结成死党上煞费苦心。”
“一九二三年，周西成已当上了川军边防军第二师师长，毛、王等人皆已升为旅长。这时，以周西成为首的这个军阀小集团，除毛光翔、王家烈、江国璠等早已成为其中的核心人物外，又纠集了如犹国财、侯之担、蒋在珍、车鸣翼等一批骨干分子。一九二三年底以后，桐梓系盘踞黔北一带，由于一面在当地大力整顿交通，发展商务，设立兵工厂；一面从四川泸县等地按月得到‘军饷若干元，军米若干石’的补给，实力迅速增强，终于形成虎踞黔北、黔西北与盘踞省城的滇军相抗衡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周西成始终牢牢抓住同乡、戚族这根封建纽带，竭力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死硬愚忠的集团。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要让桐梓系的大小官佐乃至每个士兵都懂得：‘本军
前途，即是大家的前途’，从而死心塌地地为桐梓系打天下。”
在桐梓系内部，地域观念十分浓厚，整个集团如同一个封建大家族。从周西成开始，军事方面，三个师长毛光翔、王家烈、犹国才，参谋长何知重，旅长车鸣翼，军官教育团团长江国璠以及王家烈任军长时的副军长侯之担等主要军事骨干，无一不是桐梓县人。政治方面，这个集团内凡手握实权，能对时局产生影响的政客或军人兼政客，如熊兆、黄道彬等也都籍隶桐梓。到取得全省军政大权后，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为了防止已经到手的权柄丢失，周西成更加注意排除异己和在各级军政部门中任用桐梓县人，以至发展到“有官皆桐梓”的地步。
“周西成对军队和官吏控制得很严。对军队：他规定各营部队都直属军部管辖，各师、旅长，除护卫一个连外，平时无一定所属部队，有事则临时调拨队伍交其指挥。企图以这种方法来将军权集中到自己手里，防止下级军官尾大不掉。对官吏：规定县、局长以上行政官员的任命，必须由
他亲自审定，只有经他目测认可的人才能授给职衔。至于高级文武官员，则非桐梓人不用。自周西成上台以后，把桐梓县能识字的人都拉出来做了官，乡间要找个能写信的人都找不出了。当时的小报上曾用‘内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节，无酒不茅台’的对联来对这种情况进行嘲讽。”
尤为突出的是，周西成生前便给桐梓系集团定下了“群（毛光翔号群麟）、绍（王家烈号绍武）、佩（江国璠号佩玙）、用（犹国才号用侬）”的继承序位。即按照这个顺序，由上述四人依次掌握该集团的最高领导权。这实质上是封建帝王世代承袭制的变种。在其他军阀集团中，虽然也同样存在着掌权者私相授受权柄的现象，但像周西成这样露骨，这样纯粹以地域、戚族关系为依据，在尚未掌权时便预定下世袭次序的，却不多见。它是桐梓系军阀集团，尤其是周西成本人封建性的突出反映。
在一九一二年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到一九二七年的十多年中，各地的大小军阀多以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来笼络部下，为自己发动争夺割据地盘的战争寻找依据。桐梓系集团的头子周西成，在网罗亲信、扩充实力、与其他军阀争权夺利的过程中，不仅完全继承了早期军阀们的这套手法，而且因其出身于一名巡防营哨官，原先并无可供发号施令的资本，对这种陈腐思想武器的依赖，表现得比其他军阀还要突出。
“对于周西成这样的人来说，尽管有人说他如何‘有威而能服人’，‘命令行如流水’，‘片纸易将无敢弗者’，实际上，在其内心深处，却不能不‘夙夜孜孜’，为控制部下巩固统治而绞尽脑汁。桐梓系刚一夺得贵州省的统治权，周西成在给部下的训令中便明确批示：‘再将大圣先贤嘉言懿刻，熟读深思，以期远行’”。
“在当时的贵州省政府和二十五军中，凡官吏任命，都必须到城隍庙跪拜敬香，宣誓效忠；军署大礼堂内高设三军司令的牌位，终日香烟不断；每月朔望，桐梓系的大小头目还要在周西成的率领下赴贵阳八大庙跪拜叩首，敬神祈福。凡此种种，表面都给人以周西成封建迷信思想极深的印象。实则是其借以笼络部下，维系桐梓集团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在周西成看来，只需这样，就可以让已经被辛亥革命摧毁了的‘忠君’观念，在人们的心目中以‘忠于长官’、‘忠于职守’的形式重新复活，从而达到使桐梓系在贵州的天下绵延久远的目的。”
3、“整顿财政”开财路，聚敛钱财成“巨富”
“周西成为了巩固他对贵州的统治，认为治乱安危系于财政。他六月一日就任省主席，八月七日便 下令组成财政厅查案委员会，‘彻查财厅历年积弊并黔币兑券数目及丁粮厘税收入办法’。…….针对历届军阀政府财政方面的积弊，周进行了许多有利于自己的改革。”
“作为一个军阀，周西成能够这样认真地对辛亥革命以来的贵州财政进行一些清理，总结积弊，实施改革，确属不易。通过这些努力，使当时已濒临崩溃的贵州财政有了转机。在周西成执政的年代（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里，在当时的条件下，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整个贵州军阀史中经济上的所谓‘小康’时期。”
“在整顿财政的同时，周西成也比较重视兴办实业。”周建发电厂，兴办造纸厂、造币厂，设立矿务局，发展采矿业，大力修建公路。又值农业风调雨顺，年景较好，农业最为丰收。“所有这些，都为稳定周西成的统治，以及他筹建实业的活动提供了较有利的客观条件。”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九年周西成统治贵州时期，将‘通关税’的税率进一步提高：每担特货征税二百元；同时又将‘产场税’改为‘禁烟罚金’，……仅此一项，周西成政府每年即可获得定额收入二百多万元。”“多项特税收入使贵州军阀政府财源充裕，增加了实力。”
“周西成政府的多项特税每年即可收入五百万元。”
“贵州军阀征收的烟税，先后有通行税、产场税、禁烟罚金、烟灯捐、护商费等。年收入初为50来万元，以后渐增至400万、600万、1，200万、甚至2，000万。”贵州军阀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烟税，“但他们不愿也不敢如实公布历年收入金额。……由于烟税收入去向不明，相当部分为公职人员私吞，故其官方偶尔透露的数据与实收数出入甚大。”
“在军事扩张过程中，为确保军费开支，贵州军阀还不断地对财政机构进行改革。周西成主政时，为使财政管理适应战争的需要，顺利筹饷、提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金融方面，他以‘银行究属代办收支机构’为借口，于财政厅之外另设‘总金库、分金库以司出纳’；又以财厅‘难以总核军政两费’为名，增设‘度支经理处’，由25军军部主管，直接控制军费开支。这样，军费、政费、现金、储存与支付便由财政厅统管一变而为几个部门分管，不仅使财政厅变为‘只负政费支付命令之责’的机关，造成财政管理的‘支离破碎’，而且使军费拨发与使用摆脱了财政厅的约束和监督，从而为最高军政长官私提公款开了绿灯。”
“贵州军阀统治时期，最高军政长官私吞公款是骇人听闻的。……军阀们常常假名筹饷私提公款，而这些款项又不便公诸于世，所以，帐目真真假假，收支不能相抵不足为怪，乃是主子与奴才贪赃枉法、同谋不轨的结果。”
“周早在会办任上，就无视省财厅，利用调防之机，到处截留税款，以饱私囊。他令各地税款，一律‘不准解缴其它政府’，并以‘自取罪戾’相威胁。这就是周公馆之多、之豪华的缘故。”
“黔系军阀惯常在‘护法’、‘靖国’、‘讨贼’、‘援川’、‘援湘’等旗号遮掩下，侵入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邻省，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枪械、扩充其军备，饱填其私囊”。
“一九二三年三次偷袭重庆及铜元局过程中，周西成便大肆进行抢劫，第一次‘饱载铜元约四十余万钏而去’，第二次‘尽攫铜元局所有退去’；第三次又使‘民众不堪甚扰’。经过三次偷袭重庆及铜元局以后，周西成的实力迅速得到发展。”
“一九二七年冬季，周西成又乘滇系军阀胡若愚、龙云、张汝翼等相互内哄，任毛光翔为所谓‘援滇’总司令，率领黔军由三路攻滇，‘占据师（宗）、罗（平）、曲（靖）、宣（威）等十余县，换官征税，视同征服。不仅如此，周西成还在贵阳偷印了云南富滇银行纸币四百余万、银币五十余万，准备由‘黔军带入云南’，以便搜刮云南财富。”
“经营鸦片是贵州军阀聚敛个人财富的一条最简捷的道路，这是与征收特税有所区别的。”“一方面是 ‘以军护商’，即以武装保护鸦片的经营；另一方面又是’以商养军’，即以经营鸦片中所获部分利润作为筹饷和购军火之用。”“他可以派其亲信直接收管经营中所获利润，并随时可以提取作为个人耗费。正因为如此，所以贵州历届军阀都不满足于仅仅从征收特税
中聚敛个人财富，而是利用各种机会从事鸦片经营，成倍地赚取利润。”鸦片收入成为周西成聚敛个人财富的主要来源。史料记载：周西成主政期间，每年出省鸦片八万担。据另一史料记载周西成曾派一个营的兵力运往汉口1000担鸦片换取汉口制械厂的枪支弹药，这1000担鸦片作价150万块大洋。周西成主要保证向四个方面输送鸦片：广西李宗仁每年三万担；湖南何健三万担；四川刘湘也不少于这个数字。因为这是军阀主要税收来源。李宗仁每年经销鸦片仅税收就为1，589万元（大洋）。 李为讨好周西成，令其保证供应鸦片，一次性送给周西成步枪4，000支、子弹1，000万发、一台大型无线电台。周西成还必须保证向武汉供鸦片，因为为了打仗他必须从汉口枪械厂购进枪支弹药，具测算周西成每年收入达1.6亿(大洋)以上,这时大洋比价大于美元(美国此时金融贬值期)，折美元近2亿元。
另一项收入是盐税。贵州省百姓食用盐都必须交盐税，每年收入一千万以上。“贵州一些著名的军阀如袁祖铭、周西成等人，最后都成了巨富”。以上材料均摘自《西南军阀研究丛刊》。
4、“附桂反蒋” 终酿大祸
“虽然周西成早在一九二三年就曾加入过国民党，但他却丝毫不让国民党中央势力染指贵州。”“一九二六年12月，国民党中央派遣张道藩、李益之等人到贵州筹办建党事宜。”“周寻找借口，将张李二人逮捕，并将李益之暗杀。事后，周以李有‘共党嫌疑’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又派王度、黄乾堃等为贵州省党部筹备委员，但王、黄在贵州同样遭到周的冷遇，无法开展工作。”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于蒋介石的各种命令，周西成不是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就是软抵硬抗。” “大革命失败后，蒋桂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周西成鉴于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等人之被杀，加上自己又‘曾因拒绝拥王（伯群）主黔，见嫉于王’，恐何应钦、王伯群仰仗蒋介石的势力，威胁自己在贵州的统治地位，于是政治上更加处处与蒋作梗，而向两广方面靠拢。自从桂系迫使蒋介石下野以后，蒋桂之间的矛盾已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贵州与滇、桂两省毗邻，周西成与滇宿怨既深，如果再与桂系交恶，势必陷入几面受乱的困境。权衡利弊之下，采取了联桂反蒋政策。……蒋介石对他早已是十分不满。”
“一九二九年春末，蒋介石声称中央决心讨桂，要周西成‘当机立断，通电表示赞成’。周西成‘断然拒绝屈从于蒋介石的压力，扬言东下与蒋一决胜负’。随即与讨桂军开战，败退花江。五月二十二日，周西成亲率留驻安顺的总预备队约六团之多，全数赶赴镇宁增援，但由于他置左右翼于不顾，又不留预备队，结果被李燊军队抄袭，中弹负伤。”“李燊部于五月二十八日进入省城贵阳，并被蒋介石明令为贵州省主席。”十八天后，“王家烈、毛光翔举行反攻，李部再次被赶出黔境。铜锌系军阀集团又重新掌握了贵州政权。”
翻阅全国政协编著的《文史资料选辑》第93辑中的文章《蒋介石是怎样搞垮贵州军阀王家烈的？》可以看出：周西成、毛光翔、王家烈等贵州省军阀是蒋介石的异己，周西成又是何应钦的仇敌，蒋介石不仅要扫除周西成，主要是要扫除桐梓系集团，铲除王家烈，蒋采取了一系列的卑鄙手段。所以周西成当年只能诈死隐匿，不能再度出山。
5、周西成身死之迷？
桀骜不驯的周西成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冒然讨蒋，遭到蒋支持的李燊、云南龙云和四川刘湘的夹击，最后兵败打邦河，几乎全军覆没。但关于周西成死亡的具体情况，各种资料说法各异。
（1）、王家烈在《桐梓军阀统治贵州的回忆》中说：” ……被李燊军队抄袭，中弹身亡。抬过打邦河时，在激流中落水而死。”
（2）、范同寿在民国人物传《周西成》中说：“ ……被李燊部袭其后。激战中，周中弹负伤身死”、 “……周西成因‘附桂反蒋’，被加上‘阻挠大计、贻误地方’的罪名。以致死后还被蒋介石下令通辑。”
（3）、程昭星在《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的《周西成》中说：“由于右侧空虚，不意被李部抄袭，周中弹负伤，卫士赶快背起后撤，在渡打邦河时，又被李军追上，再次受伤，被河水冲走淹死。死时年仅三十六岁。”
（4）、国家图书馆珍藏的《三民日报》贵州版，1929年12月7日本市新闻中说：“本报专访 周前主席西成治黔三载成绩昭著前因讨桂之役未能迅赴事机致演成不幸的错误乃引咎自劾释兵下野遄返铜梓原籍不问世事祗以积劳竞于前月（应为1929年11月）在籍病故。”
“……不幸本年桂系军阀谋逆周故主席因消息迟滞未克迅赵事机演成不幸错误经中央明令免职查办周故主席凛凛于国法党纪之森严追悔前此因应之失宜引咎自劾通电下野……”。
“……各委员以周氏在黔之功绩不可磨灭特于日前电请中央追念前劳准于明令开复周故主席原官撤消生前所受处分并予从优仪恤以慰忠魂……”。
《三民日报》1929年12月5日新闻报导中说；“毛主席（指毛光翔）将赴桐梓会葬周故主席不上 各机关亦派代表前往
建设厅令运输处修理汽车……”。
（5）、《京华时报》2001年8月5日第3版说：“据相关文件记录：周西成于1929年春在赴鸡公背战役中，中弹负伤，被抬过打邦河时，在激流中身亡。周的护卫队长赵斯党及其它护卫将其尸体抢运到安顺某一庙中。周夫人钱顺英赶到安顺曾当场开棺验尸，认定是周西成的尸体。”
周西成之死说法各异，迷雾重重。按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进行合理的推论，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周西成在打邦河兵败受伤后，受到蒋介石的通缉，蒋更明令李燊为贵州省主席。不仅周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而且桐梓系多年苦战夺来的贵州军政大权亦旁落他人之手。于是他与桐梓系亲信协商对策：按照周西成的愿望，桐梓系集团“自桐仁以来，经过千灾百难，始有今日”，“个人可以消灭，吾辈团体绝不许任何人消灭。”。一方面对外假称周“在激流中落水而死”,以避蒋介石的耳目；另一方面，退守遵义，重新组织力量准备夺回贵州。后趁云南内战又起，王家烈、毛光翔举行反攻，李燊入主贵州仅十八天就再次被赶出黔境，桐梓系军阀重新掌握了贵州政权。周兵败“落水而亡”后，从蒋介石“下令通缉”、“中央明令免职查办”的新闻报导来看，蒋对周西成之死亦有怀疑。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周西成已不可能出山重掌贵州军政大权。只好让周西成隐居流亡，按桐梓系早就定好的继承序列，由毛光翔出任贵州省主席。并在贵州大肆张扬，为周西成请复原官，撤消处分，大办葬事，使蒋介石既默认了周西成之死，又承认了桐梓系对贵州的统治。
“到一九三五年，王家烈终于不得不以‘外出考查’为名，拱手交出贵州军政大权。”“随着王家烈的卸职，桐梓系军阀集团对贵州为期十年的统治，也就宣告结束了。”桐梓系彻底倒台后，周西成既无任何希望，只好于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将桐梓系十八人所余之现金1.5亿美元全部存入花旗银行，以“一醉卧江流”。
附；周西成1938年10月在新加坡花旗银行金城道分行存款时提供的照片、签字；1941年为转存文件提供的照片、签字等。
这是银合金打造的存款文件，左侧周西成图像，上有一首诗词。
这是银合金打造的存款文件，右侧是周西成图像，左侧是林森图像，上有1938年10月14日周西成存款三亿美元后，发给周西成一正二副存款文件。
这是银合金打造的存款文件，左侧是花旗银行总裁图像，右侧周西成是图像，上有1938年10月14日周西成存款三亿美元后，发给周西成的取款说明书，内容手抄影印如下。
这是黄金打造的存款文件，上图左侧是林森图像，右侧是周西成图像，还有周西成签名。下两张左侧是花旗银行总裁图像，右侧是金娣图像，是1941年4月7日周西成取出5000万存款，转存给金娣名下2.5亿美元后，发给金娣的存款凭证，花旗银行总裁图像下面密码译文是“花旗总裁”。
这是黄金打造的存款文件，是1938年10月14日周西成存款三亿美元后，
发给周西成的中英文对照存款文件，图像是周西成和林森，有周西成签名。
这是黄金打造的存款文件，是1941年4月7日周西成取出5000万存款，转存给金娣名下2.5亿美元后，发给金娣的存款凭证，图像左侧是花旗银行总裁，右侧是周西成。
这是1929年12月5日《三民日报》刊登时任贵州省主席毛光翔参加周西成追悼会消息，
这是1929年12月7日《三民日报》刊登撤消原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处分消息，并报道：“周西成治黔三载，成绩昭著，前因讨桂之役未能迅赴事机，导演成不幸的错误，乃引咎自劾释兵下野，遄返桐梓原籍不问世事，祇以积劳，竟于前月在籍病故”。可以证明制造周西成多次死因是为躲避蒋介石的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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