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告官
沈阳市皇姑区法院已受理邵连华状告上海市公安局一案
要求退还被扣押的美国花旗银行2.5亿存取款凭证
邵连华在美国起诉花旗银行受阻后毅然回国,在北京请律师找专家寻访业内人士,继续研究追讨美国花旗银行欠中国人2.5亿美元存款一案,然而2001年9
月17日上海公安局经侦一大队到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抓走邵连华,理由是“涉嫌凭证诈骗”,关押117天后罪名不成立释放。释放后邵连华依据《国家赔偿法第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于2002年1月25日向上海公安局法制处复议办递交了“复议申请书”和“刑事赔偿书”,至今上海公安局已超过法定期限久拖行政不作为。无奈邵连华除刑事赔偿部分继续向上海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分别递出上诉状外,关于行政诉讼部分依照法律规定已委托律师向沈阳皇姑区人民法院递交行政诉讼状,要求退还被扣押的2.5亿美元存款文件,邵连华认为2.5亿美元存款文件在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做过专家论证,其中有法学专家和金融专家,目前经过中国和美国两边专家、律师、法院、银行等业内人士五年来多方论证,一致认定存款凭证的真伪应当通知司法程序才能认定,任何妄下断言的行为都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公民诉讼权利的剥夺。在1997年11月5日与花旗银行总行谈判桌上,花旗银行副总裁承认此案并答应三个月结案。然而上海公安局在拿不出凭证有假,并具有法律效力证据的情况下乱抓人,释放后又不返回被扣押存款文件,邵连华认为上海公安局个别人滥用职权。为继续向花旗银行追讨存款就必须要回文件,所以起诉是要回文件唯一办法,日前法院已受理此案。
一、代理律师态度
记者电话采访了辽宁四洋律师事务所的本案代理律师王钢克,王钢克是部队转业的干部(职业律师)。王钢克律师表示邵连华的行为是正义的,邵连华刑事问题不能成立时,理应退还被扣押的办案文件,邵连华为维护国家利益,放弃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克服重重困难回国争讨权益,理应得到中国人的支持,但受到这样的打击我感到非常不理解。邵连华依法起诉符合行政诉讼法,我有信心帮助邵连华打赢这场官司。
邵连华在田文昌大律师帮助下,请专家论证,向法院递交起诉状,一系列行均为法律程序所允许的;而且田文昌律师是律师界很有威望的大律师,又是中华律师协会的刑事委员会主任,就在向法院申请立案的过程中,邵连华遭到上海公安局的拘捕,可见上海公安局个别人的行为是多么的令人费解。
二、邵连华表示决心打赢这场官司,不怕任何威胁
在北京我们采访了当事人邵连华,一提此事,邵连华气愤难平。他说:“我是转业军人,中共党员,又从事外贸工作八年,一心为党工作,为国家利益而奋斗。办这2.5亿美元存款案没有一点违法程序,上海公安局到北京把我抓去,说是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控告了我,就是我有罪也应到北京警方来举报,上海警方在没有证据情况下,越权到北京抓人,抓我那天上海警方为感激北京警方的配合,特意给北京警察(开车送我们到北京机场的)买一条500元的大中华烟,在北京机场还有个穿红T恤衫的男人给上海警方人员各买十多斤进口石榴,每斤30元,上海警察手里还有刚拆棞百元票待花,这些是他们的工资吗?这些钱与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有什么关系,这怎跟旧社会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味道是一样呢?难道这是旧社会的上海滩吗?邵连华表示决心打赢这场官司,誓死捍卫中国人尊严和权益。
其实据记者了解,邵连华五年来为查明这笔存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这些人的付出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曾经邀请多名美国律师来中国实地调查,对文件进行拍照。邵连华在美国布朗律师的帮助下,于1997年11月5日早9:00与美国花旗银行总部副总裁进行了90分钟谈判。当时该副总裁承认有此帐户,并答应三个月结案,事后久拖未付款。邵连华于1998年5月8日将花旗银行告到纽约南区联邦法院。美国法院开始也不相信有此案拒绝立案,但邵连华出示凭证后,有十几位官员研究后,决定给予立案。邵连华争取到两次开庭机会,但都因美国花旗银行原因未能开庭成功。第一次开庭前代理律师在花旗银行总裁的“工作室”退出开庭未成,第二次开庭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拒签所有送证物去美国法庭的证人,开庭也成为泡影,同时美国花旗银行向邵连华发出威协后,他及时请示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在中行纽约分行和中国纽约领事馆的帮助下,以及在美国大律师的指导下,邵连华毅然回国走依法争讨的道路。邵连华本来以为会得到国人帮助,起码没有什么危险,可惜事与愿违,2001年7月-8月份,中国个别小报在美国花旗银行上海分行的资助下,到处搜集所谓“情况”,刊登有利于美国花旗银行的文章。本案关键人物金娣不仅年事高,又隐居这么多年,起诉还不知要多少年,所以讲一点策略,这也是个别小报报导存款不实的理由。存款属实与否靠的是证据,信口开河是不理智的。邵连华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起诉个别小报的不轨行为,向中国公众展示一个真实的事实,有关详情读者可查询中华爱国者网www.chinesepatri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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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邵连华的艰难追讨之路
据记者了解2.5亿美元追讨工作,不是邵连华一个人所为。由于他在美国有公司,多次进出美国,有这个能力才委托他为代理人,其实他们是一集体。从发起到现在有30多位追讨者集体,他们是一批是具有专业知识的群体。其中有北京大学教授、法学专家、银行专业人员等,他们这些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搜集了许多历史资料,从周西成当年为什么有这么多钱,花旗银行为什么发这么多凭证,为什么利息是千分之五点五,原存新加坡金城道分行和转存行为什么叫城市银行等等,经过查阅大量的史料,逐个问题核查分析,加之美国花旗银行总行的承认,最后才一致认为事实存在,并认为只有进入中国的司法程序,双方在法庭上举证,才能最终依法解决问题。但上海公安局无端抓人和扣押办案凭证,影响了追讨工作的进程,而且他们这种行为给本案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是时间上的延长,是什么动力促使上海公安局个别人这么做,不能不引起人们怀疑和深思。邵连华和这些教授、专家和律师正在形成一个团体,正在联名写信向中央高层反映,争取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与支持,最起码也要排除国内“洋奴”
对主张正义者的打击,也希望得到一切主张正义者的支持。此案终究会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邵连华等呼吁:不要一听本案案情就与“献宝”“诈骗”联系在一起,社会上“假献宝”案确实存在,但也有一些历史根源,除了部分是不法之徒造假外,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花旗银行30年代在中国为掠夺金银财宝乱发票子造成的,由于长期不能得到解决被一些不法之徒所利用,解决办法只有中国法院依法受理这些事实存在的案件,才能一个一个的去伪存真地解决问题,最终解救数十万炒票子“大军”,稳定社会治安。
四、记者采访本案另两位主要人物北大教授颜品忠和原辽宁经济报副总编路慕光
北京大学教授共产党员颜品忠,文化大革命期间因主持正义与邓朴芳等同志被打成“北大反革命小集团”,受江青四人帮迫害多年,平反后致力于中外历史研究工作,是《百卷本〈中国全史〉》、《百卷本〈世界全史〉》的主编之一。当记者采访这位老教授时,他谈了自己的看法“2.5亿美元存款一案,我们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周西成及其他贵州省军阀由于种种原因,经营了一种东西,足以使他们变成最富的军阀,一些小报去年的报道我看到过,为什么在国际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查历史,不冷静研究就轻易封杀,还有公安局乱抓人,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将继续支持邵连华,把握机遇为中国人讨还公道。”
在家养病的原辽宁经济报副总编路慕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邵连华的遭遇是我们大家始料不及的,他是我们一批人的代表,我们是一批老共产党员,我们的行动计划都是经过法律咨询和周密论证的,在法律允许的轨道内运作的,我们犯了那家的法律?上海公安局个别人为什么连基本国格人格都不顾出此下策,这不是当今社会的奇耻大辱吗?我相信强大起来的中国人,已不是旧社会的上海租界‘华人与狗不得进入’年代,一定会讨回公道,一定会把个别‘洋奴’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五、本报将跟踪报导本案进程
为了使邵连华等人追讨巨额存款工作顺利进行,本报将全程跟踪报导,因为本报的主业是“整顿市场经济秩序”。记者核对了邵连华等人在中国律师网公布的研究结果,记者看到了他们研究的中美两国许多文史资料,很多史实令记者触目惊心,国人应该猛醒,美国花旗银行趁中国解放前战乱之机,确有掠夺等不法行为早已记录在中国的史册上,只是没有遇到具体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罢了,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的进步,现在的中国人民应该重新认识那段历史。无独有偶,最近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花旗银行为美国大公司出假证欺诈股民事件,联系花旗银行过去靠掠夺和欺诈中国人起家的事实,它“旧习”改也难。
本报记者也呼吁新闻同仁们,60年前2.5亿美元存款,历史久远案情复杂,办案代理人要讲究一定的策略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同仁们报导已经发生的新闻事实,为此案定论是法院的事,不应为一时痛快,抛开证据做出不负责任的报导,做那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中国《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特刊记者夏祥生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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