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取款赖帐变成了追讨，追讨之难难于上青天
1990年以后，当取款行动开始时，金娣女士年事已高，加之多年在深山寺庙隐姓埋名居住至今，考虑健康、年令、安全等原因，不愿暴露身份以免遭到意外之灾。假如金娣女士不是保密工作非常到位，随便打听几个人就能找到她，她能把几亿美元存单，存单本身又是黄金价值百万的东西保存到今天吗？所以她只能委托侄孙熊安军安排取款行动。但因熊安军以前常居乡间，既缺少信息，又缺少经验，许多年来，他们只能望洋兴叹，没能在取款行动上前进一步。
1996年至1997年间熊安军及其亲属到处求人承办此事，后经中介人找到深圳一家公司经理吴岚。吴岚认识一位加拿大人，这位加拿大人又认识一位台湾人，这位台湾人介绍了新加坡律师。他们一行十几人在新加坡律师的代理下，奔赴新加坡查证取款。经过律师的努力，他们见到新加坡分行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要求熊安军把文件全部交给他们，九个月后再听消息，但不肯出具任何书面材料。熊安军感到此中有问题，便把文件带回国内，继续求人去美国办理，每一次取款都无功而返。而且花旗银行对这笔存款从不提供任何书面信息，反而多次想办法把取款文件骗到手，由于熊安军有所警惕未能得逞。
在此期间，熊安军和冯玉真等曾被武汉某公安分局抓过，并在报纸上刊登了消息，称："几个农民，制造花旗银行有巨额存款的假象，诈骗几省几市，诈骗金额200多万元"，刑讯逼供数日后，又押了三个多月。后经公安局他们多方求证的时候发现，从很多专业部门得到的信息是"不能证明是假的，"结果无罪释放。
据说武汉某公安分局抓熊安军和冯玉真的原因是，该局某警察的亲戚听他人说有金娣存款案后，他们之间发生了经济纠纷，这个人找不到有经济纠纷的人，就举报到公安分局抓了熊安军和冯玉真。
取款赖帐变成了追讨，追讨要遭受牢狱之灾。追讨人既要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又不能从当年信誓旦旦承诺"无时间限制、不可撤消、凭票即付"的花旗银行得到任何书面答复，让你永远"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追讨之难难于上青天。
夏祥生（新闻记者）写信给最高人民法院一位院长说："我作为一名爱国之心未泯的新闻记者，跟踪采访邵先生等人几个月来，发现他们作为中共党员，在追讨工作中都是依靠组织，通过政府，遵守中美两国的法律，依法办事，没有任何违法、违纪的行为；为付追讨费用，他花掉了大量的金钱，自己却过着极简单的生活；在精神上他大义凛然，斗志昂扬，不怕坐牢，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去追求民族大义，我们应该支持他们依照中国法律程序追讨存款的行为。目前党中央大力主张依法治国，各级干部又大力倡导江主席的'三个代表'，这无疑为追讨花旗银行欠款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但是我们在推动工作过程中却发现'奇怪'的现实。记者们写出稿子后总是被总编们'枪毙'，把它说成是'负面消息'，不利于开'十六大'等。个别有权的部门和领导也是这么认为，不支持追讨工作，使他们的追讨难于上青天"。
夏祥生在给上海公安局某局长的信中说："追讨2.5亿美元存款一案，决不仅仅是邵先生和存款人的个人行为，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事情，也是我中华民族雪洗百年耻辱的民族大事情。采访中令我十分感动的是那些年逾古稀的专家、学者匡扶正义和无偿付出的义举。使我愤怒的是上海公安局个别人竟和花旗银行串通一气，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把正在北京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邵连华，用莫须有的罪名，超越管辖范围从北京律师楼把邵连华抓走，把存款文件没收，干扰正常进行的民事诉讼，为花旗银行掠夺中国人的财产效命。由于没有证据，邵先生被关押117天释放，上海公安局个别人仍扣留存款文件不还。美国警察都不敢干、不能干的事，上海的警察却干得那么'出色'。
一个中国人，为追讨属于中国人的财产已经非常艰难，却受到同胞的形形色色的阻挠和破坏，真是难于上青天"！
邵连华、夏祥生先后给多位领导写信，都石沉大海。经我们了解，给最高人民法院某院长和上海公安局某局长的信，经查很可能他们本人没有收到。
这是一起特殊的案件，由于它出在特殊的年代，一定要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去研究、办理才行，任何妄下断言的行为都是对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极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们一定会想办法以法追讨下去，多年来与花旗交涉的实践证明，他们不敢上法庭，也不愿让媒体参与，怕媒体曝光是他们的"要害"。因为美国1959年通过一部保护外国人存款法案，七年不动的钱必须上交国家财产局代保管。经美国律师调查核实，花旗银行没有上交这笔钱，已经违背法律，一旦美国媒体关注是他们最难堪的事情，所以他们只会背后搞小动作来整追讨人。我们将针锋相对，有信心追回中国人的巨额存款。
这是中国公民与美国企业法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会损害中美关系，也不能因怕影响中美关系而不敢坚持我们的正义主张。望海内外爱国华人团结一致，为讨回属于中国人的公道献计献策，因为它不仅有重大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更重要的是为中国人讨回公道，洗刷百年国耻。
讨债人看着金质存款凭证一筹莫展 左起：邵连华 熊安军 冯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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