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上海《新民周刊》的系列报道（2004年第15期）
（编者按：《新民周刊》发表记者李泽旭的三篇系列报道后，“打假英雄”方舟子即在《新语丝》上发表攻击性评论，说李泽旭“在4月6日给我写了一封信，站在替‘金娣存款'辩护的立场上问了我几个问题，声称‘他们寻找到的大量佐证等都给人一种不能不信的感觉'，问我‘能否对双方都进行一下客观的分析'。……这名记者还在暗示我不够客观、中立，让我觉得很可笑。……记者显然是想要为骗子打报不平的……”。编者认为，李泽旭的三篇系列报道，客观公正全面、有理有据，尤其第三编提出“花旗还有多少中国债主？”的问题，足可激起国人的觉醒。李泽旭还对方舟子进行耐心的劝说，由于方舟子是花旗银行的铁杆帮凶而无效。实际上这不是学术之争，是爱国主义还卖国主义的斗争。
（ 一）《“花旗”遭遇中国债主》
争议的焦点是一笔据称已封尘60余年、本息已高达12亿美元的花旗银行存款。
花旗银行：子虚乌有，纯属诈骗！
追讨者：花旗银行赖账不还！
随着北京大学颜品忠教授主编的新书《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日前出版，这场遭遇战再度升温。
《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讲述了一个至今难以定论的“离奇故事”。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贵州省军阀、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将黄金、现金、实物等价值3亿美元财产，以18人名义分3次存入美国花旗银行新加坡金城道分行，周西成机要秘书金娣为18人之一。1941年周将剩余2.5亿美元存款交由金娣转存美国纽约花旗银行，花旗银行在向金娣开具的存款凭证上用英文标注：“特别发行，不可撤销，无时间限制”、“在城市银行或它的国际(联合的)支行有效”。
90年代末，金娣取款代理人邵连华在美国“花旗”总行提款及法律诉讼未果后回国，准备在中国向花旗银行讨回本息已高达12亿美元的存款。
据报道，2000年12月14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律师组织，国内多位著名法律、金融和史学专家教授参加的论证会在北京召开。专家考证后认为，这套凭证目前没有造假的可能性，由于没有可比性，其真伪鉴定只有通过司法程序才能认定。在专家集体签字的会议纪要上写明：依据凭证中记载的“在城市银行或它的国际(联合的)支行有效”的规定，中国法院有对这笔存款法律诉讼的管辖权。
但随后，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国内一些媒体在进一步调查中得出结论：金娣其人并不存在。
2001年7月31日，“花旗”中国区总代表处在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断定：这些凭证并非花旗银行所发行，可能是其伪造的花旗银行存款凭证，此次求偿事件与历年来许多假冒事件相似，并称将保留对这一事件当事人的追诉权。
随后，警方介入调查。此事陷入僵局，并一度归于沉寂。
事隔3年，《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的出版将此案再度翻开。
4月1日，邵连华向记者表示，2001年出现不同声音后，追讨转向从中外资料中搜集“花旗”在华掠夺事实及其他未决的1949年前中国人在花旗银行存款的实例，并于今年将部分内容集书出版，以正视听。追讨方准备在本月内向北京的法院以名誉侵权起诉花旗银行，上半年还将针对2.5亿美元存款及利息进行起诉。年内将出版此书英译本，向世界宣传，并召开中外记者发布会，公布这一事件中鲜为人知的其他内幕。
3年的沉寂之后，金娣2.5亿美元“花旗”存款的追讨者们似乎开始了“绝地反击”。
对此，花旗银行中国区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部4月7日在给本刊传真中明确表态：这些文件(凭证)有着明显的伪造痕迹。花旗银行已就此事向监管当局和警方作了汇报。
2.5亿美元“花旗”存款的真假之争再度展开。
（二）《2.5亿美元存款口舌之争》
凭证真假之辩明显伪造：
4月7日，“花旗”中国区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力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花旗”作为一家银行，其各项运作是很严谨，一致的，客户档案资料保存是非常完整的。然而，书中所出示的存单、证明等凭证漏洞百出。另外，根据调查，新加坡金城道分行根本不存在，凭据上被称为花旗总裁的人头像也非花旗总裁，花旗银行从未出具过印有头像的存取款凭证。书中称“花旗”在华滥发货币换取黄金、财富的事实并不存在，其例证所谓大额票据的一张影印件顶端英文却是“THE CENTRAL BANK OF CHINA”(中央银行)，一看就与“花旗”无关。
在随后花旗银行中国区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部给本刊的传真进一步明确，“这些文件有着明显的伪造痕迹。其中多个地方有明显错误，包括花旗的名称、标识，甚至还不乏语法错误。”
并非伪造：
对于花旗银行的认定，《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主编颜品忠教授认为，“存款凭证五色套印，在几年前，中国还达不到这种水平。丝、纸的凭证都很薄，而且是两面印刷。现在也只有百元人民币上才有五色印刷。”
邵连华的反驳也针锋相对，并用资料求证。他说，黄金版凭证加上大小金盒，总用金量大约8公斤，此外还有银版、丝版、五色套印纸版等，共计100余件。仅黄金就价值百万元人民币，制造这些凭证的制版费也十分高昂。有这样造假的吗？
美国《沃尔特·瑞斯顿与花旗银行》一书写道：“花旗银行成立于1812年，最初定名为城市银行(CITY BANK)。”这个名称沿用到1955年。而存款文件抬头就是CITY BANK。1904年《北华捷报》花旗银行广告以及花旗银行亚洲业务百周年大庆网站上等资料都证明了新加坡分行在百年前就有。对于所谓的严谨、一致，没有出具印有头像的凭证之说，翻开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的《汉口花旗银行掠夺》一书一看就一目了然，文中写道：“花旗银行吸收存款从来不问来历……花旗银行所发印章更是古怪百出，应有尽有……洋人认为印章不符，雇员只能将存单掷回。取款人只能叹气而回。”证明“花旗”在华滥发货币例证中影印件英文“THE CENTRCAL BANK OF CHINA”下为“NATIONAL CITY BANK OF NEW YORK ISSUE USA”(美国纽约城市银行发行)。业内人士介绍，出现这一情况是当年换取这种票子的人有担心，才印上中央银行英文名称，表示该票据在中央银行也可流通。
拼写有误：
方舟子对金娣存款文件中周西成姓名英文拼法提出质疑。
4月2日，方舟子在网上发表文章，称存款文件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周西成的英文拼法被写成“Zhou Xicheng”。这完全是根据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的，而汉语拼音方案迟至1957年才开始制定，1958年公布。把名字连写，也不符合当时的习惯。在1938年，中国人名的英文写法最通行的是韦氏拼法(Wade-Giles)，“周西成”应该写成“Chou Hsi-Ch＇eng”或“Chou Hsi Ch＇eng”。……如此精心制作的“存款凭证”竟留下这么个明显的漏洞。
对于这一“拼音说”，王力也称，颜品忠主编的这本书中，在列举花旗银行发行所谓大额票据的一张影印件中，人头两侧所印的“SHANGHAI”却被分成了“SHAN”和“GHAI”两部分，实为伪造明显证据。
无碍真实：
对于方舟子的“拼音说”，邵连华反驳道，存在于凭证副本上的这个问题早已发现，并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已认定它不影响存款的真实性。周西成不懂英文，也看不懂英文，花旗银行将英文这样写的意图，应该由花旗银行解释。任何一个中国人无权解释。这个存款文件不能因为“看来有误”就被否定，存款真实性是由多方因素来决定的。
存款来源之辩
3亿美元天方夜谭：
方舟子在网上的质疑回顾以前有关“金娣存款”争议时提到，“当时全国一年财政收入只有3亿美元，全国首富宋家的财产不到1亿美元，做为全国最穷省份之一贵州省的军阀竟然能敛财3亿美元，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简直是天方夜谭。”
有理有据并非虚假：
邵连华对此反驳道，“西南军阀研究会”所著《西南军阀研究丛书》中记载，周西成每年出省鸦片就达8万担，每1000担作价150万块大洋，加上其他收入，他每年的大洋收入可达1.6亿以上。当时大洋比值高于美元，所以当时周西成储存几亿美金是不难的。
金娣存在之辩
查无金娣此人：
据称，1990年取款行动之初，多年隐姓埋名的金娣老人不愿暴露身份，委托侄孙熊安军取款。方舟子在网上提到了2001年《京华时报》记者对金娣其人的采访调查：根据代理人邵连华的说法，记者跑到金娣的老家湖北大冶株树村调查，却查无此人，拿出邵连华提供的“金娣”照片让村民辨认，认出是本村五保户石天心，从未离开本地。1996年因为涉嫌诈骗，熊安军曾被武汉市青山分局收审，并承认金娣存款是个骗局。周西成的后人都认为这是个骗局，也从来不知道有“金娣”这么个秘书。
此人已经隐居：
对于这一问题，邵连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金娣确是周西成秘书，但不是周在职期间的秘书，而是周为躲避蒋介石追杀诈死躲藏时的机要秘书。因为她保密工作做得很好，并在50年代避入深山，才能保存下这些昂贵的凭证，目前只有几个亲属知道她的存在。熊安军在接受取款委托后，曾多次因此面临死亡的威胁，称“金娣存款”是骗局，是他为保住性命而说的违心之语。
（三）《“花旗”还有多少中国债主？》
花旗银行在上个世纪80年代重新进入中国时，也许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真真假假的债主找上门来。
2001年下半年，花旗银行在华机构称，仅手持各种凭证直接上门讨债的“近几年来 不下100起”。其中99%被花旗银行认定为假冒、伪造，仅有一起讨债者提供了真凭实据。银行方面“不胜其烦”。尽管相当数量的债主都未得到确认，但许多人都听说过“‘花旗’旧债未了、债主不少”的传言。
“花旗”在中国到底还有没有债主？
旧债是否已结清？
4月1日记者在京采访邵连华时，一位曹先生拿着面额为2000万美元的“花旗”存单找到了邵连华。曹先生相信“久病成医”，邵连华多年与“花旗”打交道，他觉得邵连华能够帮助鉴定存单的真假。
“还有三四笔与2.5亿美元凭证类似的‘花旗’存款凭证，现在我们认为也是真的。”邵连华说，这几笔存款凭证的制作思路、方式与金娣提供的凭证基本一样，样式大同小异。例如胡宗南的一笔存款凭证，由金属制造，也有金属盒。多数案例中的凭证都有花旗银行总裁头像。邵连华还说，与周西成同为桐梓系的军阀王家烈的儿子，手中有3亿美元“花旗”存款凭证，在美国同样遭到拒付。
“那时兵荒马乱，许多军阀、军官、财主，地主，都把大笔的现金、金银珠宝存入被认为是‘国际保险箱’的外国银行。这些人有的已经死亡，有的遗失或损毁了凭证，这些存款就很难得到兑付了。”颜品忠教授告诉记者。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原副所长甘培根主编的《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花旗银行在中国的存款户数和金额一直徘徊不前。从上海花旗银行来看，1933年1月它的存款户数是7800多户，存款金额为4600多万元；到1937年7月，储户不过上升为8400多户，存款5800多万元。而在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花旗银行在华的存款户数和金额就突然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到1940年9月，3年时间里储户增长到18000多户，存款金额超过了5.5亿元。数据表明，许多中国人在战乱时期把钱存入了“花旗”等外资银行。
“‘花旗’所有记录都很健全。”“花旗”中国区企业传播及公共事务部负责人王力告诉本刊记者。“据‘花旗’统计，还有没有中国老储户、或有多少老储户未与‘花旗’结算存款呢？”对于记者的这一疑问，王力回答得迅速而干脆：“即使真有一些人持有存单，也应当去找中国银行，而不应当找花旗银行。”花旗银行中国区总部建议“那些认为其持有有效索偿依据的人与中国银行进行直接联系。中国银行是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处理1949年之前所有外资银行在华债务的机构”。
1979年，国务院授权中国银行收回中国被美国冻结的资产。《花旗银行在华掠夺纪实》中指出：此时“文革”结束不久，人们还心有余悸，不少人不敢上报在国外银行的存款。据业内人士介绍，有关部门从美国花旗银行结算不过几千万元。
何时才能清理账户？
记者在辽宁找到了68岁的许宝琛老人。他说许家也有一笔“花旗“存款，虽然数额只有800大洋。
许宝琛是辽宁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原副秘书长，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全家住在朝鲜，由于害怕战乱迁延，父母通过丹东的朋友在花旗银行存入800大洋。当时这笔钱可在老家胶东地区买到10余亩良田。存款单据是一个纸质凭证，用汉字注明了许家当时在朝鲜所开的餐馆字号“双盛兴”，许宝琛父亲的名字许明经，以及许家住址：朝鲜平安北道云山郡北镇邑桥里。
为了保险，凭证被放进房屋墙壁的夹层里。母亲还嘱咐子女，今后搬家时一定要提醒把凭证拿出来带上。当时许家有很多华人邻居，都与许家一样把钱存在了花旗银行。许宝琛一路数来，有邻居“通合居”餐馆老板于英璇，“东升商店”老板逄日灿，“同信商店”老板岳同信等，存款数目多为几百大洋。
朝鲜光复前，日本侵略者禁止他们出入境，光复后由于种种限制也无法回国，后来花旗银行从中国撤出，到美国取回存款更是不可能。朝鲜战争爆发后，许家的房子被美军空投的汽油弹焚毁，凭证也随之付之一炬。
多年后许宝琛回国了。由于没有凭证，一直没有向花旗银行讨回这笔存款。
老人看到新华通讯社播发过这样一则消息：纳粹占领欧洲时许多人把钱存入瑞士银行。战争结束后，当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想取钱时，却因为缺乏详细的账户信息或死在纳粹集中营的证明而被银行拒付。据统计，大约有2.1万个账户无人认领。
2002年，一名带领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遇难者家属索要存在瑞士银行里存款的美国妇女格里塔·比尔第一个收到了个人赔偿款。比尔的父亲是一位罗马尼亚犹太商人，在瑞士银行开有账户。比尔和她母亲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寻找她父亲的这笔钱，却一直没有结果。1998年，瑞士UBS银行和瑞士信贷银行与美国犹太人组织达成协议，设立一个12.5亿美元的赔偿基金。
许宝琛说：“中国的‘花旗存款’与之类似，能不能也有一个民间组织，由法律、历史、金融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来处理这些索偿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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